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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，故关名矣。更始使者入上谷，耿况迎之于居庸关，即是关也。其水导源关山，南流历故关下。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，其户牖扇扉，悉石也，盖故关之候台矣。南则绝谷，累石为关垣，崇墉峻壁，非轻功可举。山岫层深，侧道褊狭，林鄣邃险，路才容轨。晓禽暮兽，寒鸣相和，羇官游子，聆之者莫不伤思矣。
渔阳太守张堪，于县开稻田，教民种殖，百姓得以殷富。童谣歌曰：“桑无附枝，麦秀两岐，张君为政，乐不可支。”视事八年，匈奴不敢犯塞。
高梁水注之，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，水北有梁山，山有燕刺王旦之陵，故以戾陵名堰。水自堰枝分，东迳梁山南，又东北迳《刘靖碑》北。其词云：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，字文恭，登梁山以观源流，相漯水以度形势，嘉武安 之通渠，羡秦民之殷富。乃使帐下丁鸿，督军士千人，以嘉平二年，立遏于水，导高梁河，造戾陵遏，开车箱渠。其《遏表》云：高梁河水者，出自并州，潞河之别源也。长岸峻固，直截中流，积石笼以为主遏，高一丈，东西长三十丈，南北广七十余步。依北岸立水门，门广四丈，立水十丈。山水暴发，则乘遏东下；平流守常，则自门北入。灌田岁二千顷。凡所封地，百余万亩。至景元三年辛酉，诏书以民食转广，陆废不赡，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，限田千顷，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，出给郡县，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。水流乘车箱渠，自蓟西北迳昌平，东尽渔阳潞县，凡所润含，四五百里，所灌田万有余顷。高下孔齐，原隰底平，疏之斯溉，决之斯散，导渠口以为涛门，洒滮池以为甘泽，施加于当时，敷被于后世。晋元康四年，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弘，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，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。遏立积三十六载，至五年夏六月，洪水暴出，毁损四分之三，剩北岸七十余丈，上渠车箱，所在漫溢。追惟前立遏之勋，亲临山川，指授规略，命司马、关内侯逄恽，内外将士二千人，起长岸，立石渠，修主遏，治水门，门广四丈，立水五尺，兴复载利，通塞之宜，准遵旧制，凡用功四万有余焉。诸部王侯，不召而自至，襁负而事者，盖数千人。《诗》载经始勿亟，《易》称民忘其劳，斯之谓乎。于是二府文武之士，感秦国思郑渠之绩，魏人置豹祀之义，乃遐慕仁政，追述成功。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，刊石立表，以纪勋烈，并记遏制度，永为后式焉。事见其碑辞。
又东南流迳武列溪，谓之武列水。东南历石挺下，挺在层峦之上，孤石云举，临崖危峻，可高百余仞。牧守所经，命选练之士，弯张弧矢，无能届其崇标者。其水东合流入濡。
《博物志》曰：魏武于马上逢狮子，使格之，杀伤甚众，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，狮子吼呼奋越，左右成惊。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，如狸，超上王车轭上，狮子将至，此兽便跳上狮子头上，狮子即伏不敢起。于是遂杀之，得狮子而还。
朝鲜，故箕子国也。箕子教民以义，田织信厚，约以八法，而下知禁，遂成礼俗。战国时，满乃王之，都王险城，地方数千里，至其孙右渠。汉武帝元封二年，遣楼船将军杨仆、左将军荀彘讨右渠，破渠于浿水，遂灭之。若浿水东流，无渡浿之理，其地今高句丽之国治，余访蕃使，言城在浿水之阳。其水西流迳故乐浪朝鲜县，即乐浪郡治，汉武帝置，而西北流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浿水西至增地县入海。又汉兴，以朝鲜为远，循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。考之今古，于事差谬，盖《经》误证也。